1931年9月18日夜，日本制造了“9.18事变”，依次为开局，东北三省相继沦陷。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又发动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爆发。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，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到武汉，又迁到重庆。 政府首都位置的西移，伴随着工厂、学校和大批难民的西移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规模西迁运动。抗战初期的高校内迁，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国民政府为保护教育和人才所实施的一个重要措施。
（国立武汉大学） 对于高校的内迁，开始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。有人主张改组或停办教育，让学生应征服役，捍卫祖国，实质是反对内迁。 最后，国民政府还是决定将高校内迁。理由是“抗站既属长期，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。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，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，否则后果将更不堪，就兵源而言，以我国人口之众，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。故决定以‘战时须作平时看’办理方针，适应抗战需要，固不能有任何临时措施，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。” 于是，从1937年7、8月起，各高校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迁移。1938年，国民政府还特别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，负责全国各地学校和研究所的迁建工作。 高校内迁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 大部分学校迁入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西南几省。
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） 如中央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迁到重庆，武汉大学内迁四川，浙大迁到贵州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内迁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。 一部分大学迁往西北几省。如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合大学，焦作工学院迁往陕西天水，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迁入山西。 另一部分大学由城市迁往省内比较偏远的县镇。如山西大学迁往晋南，厦门大学迁往长汀，广西大学迁往柳州，安徽大学迁往沙市，湖南大学迁往辰溪，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，这一类大学占全国高校的1/4左右。 高校内迁基本于1939年底完成。到1940年学校和学生都恢复到战前水平，大学数为113所，学生数为52376人。
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） 到1946年，大学数为189所，学生数达到129326人。 所以，抗战时期大学总体还是在不断发展的。抗战时期虽然条件艰苦，但这一时期是许多大学发展最好的阶段。例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带领下，在战火中成长壮大，一举成为最好的大学之一。
（国立浙江大学） 李约瑟到贵州发现这么贫苦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大学，惊讶之余，称赞其为东方剑桥，这也是浙大学子最为骄傲的时期。 这其中有两点很重要的，一个是师生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促使他们奋发图强；另一个是大学合并，数量减少使得师资力量集中，学生相对不多。 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，早在1929年，国民政府就制定《大学组织法》明文规定，除了国立大学以外，可以设立私立大学，教会大学，教育部一视同仁，都予以财政支持。 《大学组织法》还规定大学校长不能由政府官员担任。大学的教育不统一教学大纲。教材的编写和使用，由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，大学里开什么课程由教师自己决定，一学期讲多少，怎样讲都是由老师自己来决定的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。
（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第一届毕业生合影） 在这种宽松的、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，也调动了老师的上课积极性。 1946年，《中华民国宪法》规定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，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％；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％；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％。 大学为解决内迁学生的生活问题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采取了贷金制度和和公费制度，一律免除学费、提供住宿，为许多困难学生受教育提供了保障，使受教育者由少数人扩大到大众。 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：在西南联大上学时，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，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。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，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，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。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，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，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，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。 而抗战初期，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。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（超过50%）是海关的税收，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“个人所得税”。 战争爆发后，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，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，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、有的被占领、有的内迁。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。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、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、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。
（抗战时期被毁的校舍） 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、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，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：抗战八年，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、食宿和杂费全免。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师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。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，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。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，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。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。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，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。 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。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，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，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！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抗战时期广大师生的民族精神和气节。
（西南联大教师合影） 大学合并，数量减少使得师资力量集中，学生相对不多。大学合并的比例占高校内迁的25%左右。如安徽大学因学生失散并入武汉大学，大夏大学、复旦大学组成东南联大，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大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内迁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大。 内迁后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大学。从师资上看无人企及，可谓是名家翡翠、众星云集。 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名单：吴大猷、周培源、王竹溪、梁思成、金岳霖、陈省身、王力、朱自清、冯友兰、吴有训、陈寅恪、沈从文、陈岱孙、闻一多、钱穆、钱钟书、费孝通、华罗庚、朱光潜、吴晗、赵九章、李楷文、林徽因、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朱光亚、谢玮、邓稼先、黄昆、宋平、彭佩云、汪国真、王希季、陈芳允、郭永怀、屠守锷、吴讷荪、陈忠经、戴传曾等。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存了中国高校教育资源，同时对于改变地区文化教育的不均衡状况及推动西南、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西迁的学校对于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、社会风俗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。 据《中国高等学校变迁》一书统计，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，我国的108所高校，有91所遭到破坏，10所遭完全毁坏，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；教职员工减少17％，学生减少50％；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，包括校舍、图书、仪器设备，达3360余万元。 下图为20世纪30年代，辽宁沈阳，东北大学被日军当作兵营使用。当年东北沦陷后，东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侵略者占领，他们在此关押、枪杀抗日志士，图书馆主楼后身的红砖墙上仍可见累累弹痕。
（日军占领下的东北大学） 1949年，抗战胜利，內迁的各个大学陆续回签到原地开始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，经历过几次院系和院校合并调整，基本形成了今天全国高校的布局和格局。 我们谨记历史，不是因为喜欢把伤疤揭给人看，而是为了吸取教训，砥砺前行，国家如此，高等教育亦是如此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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